杨清知道所谓国力更直接地来讲实为国家直接掌握的力量，而豪强大族包括皇室则一般间接掌握着其余资源，在封建王朝两者有联系补充但实际上更多的是对立，毕竟宗室、勋贵、豪强大族作为私者掌握资源主要是为了自己骄奢**的贵族生活，这些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时每刻都在挖朝廷的墙角、吸取国家的血液。因此一个向上的朝廷总是能从这些人身上通过收取赋税等方式来控制他们的吸血能力，而一旦朝廷这种能力下降，则离衰败和灭亡就不远了。

比如后世的大明末期，作为有上亿人口的国家，其创造的财富何等巨大，按理说对付关外的满清可以说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粮有粮，就是用国力硬堆都能堆死满清。可是朝廷就是没钱，大量的财富被宗室勋贵、士绅豪强、太监巨商所攫取，他们利用两百多年来不断膨胀的特权逃脱、转移赋税，朝廷统治成本绝大部分则压在农民、手工业者身上，而这群人本就困苦，因此明廷越加税，百姓负担越重，则起来造反的越多，为镇压起义朝廷又要加税收钱，则百姓受不了又要造反，如此恶性循环岂能不败于在关外虎视眈眈的满清？

故而杨清内心中更真实的想法不是轻飘飘地抑制豪强而是打击豪强，只是头一次与诸葛亮相见不便说的如此深罢了。当然在封建王朝，豪强大族打击的太厉害就有动摇统治基础的可能，毕竟此时还是三国争霸的时代，要是把他们逼急了投了魏吴两国那就适得其反了。

所以要解决此问题，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将蛋糕做大，让豪强大族们别总把眼光盯在蜀地百姓上，只要与魏吴两国相争获胜，他们有利可图，则大族们就会竭尽全力地拥护汉室，二是将蛋糕分好，这个主要就是效法先汉做法不断保护壮大自耕农，严禁大族们侵犯老百姓的利益。这其中的度只有领导者拥有高超的政务能力和有一个高效的政府才能有效的把握，而诸葛亮时期的蜀汉朝廷正好如此。故而，杨清决定以后慢慢在与推崇先汉之治的诸葛亮商量这件大事。

他见诸葛亮点头赞许，又接着道：“商业货殖可互通天下之物，实为富国利民之道，昔日管仲大行货殖之术，齐国得以强盛称霸，因此我大汉若要强国，必要做好兴商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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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所学颇杂，除了正常的儒学经义之外，老庄管韩之学也尤为精通，他就曾经亲自为天子刘禅抄写过《申子》《韩非子》《管子》《六韬》等书，其也曾自比管仲、乐毅，可见诸葛亮对管仲极为推崇，所以诸葛亮也十分重视商业的作用且自有自己在货殖方面的想法。他见杨清也明白大兴货殖对富国利民的好处，此刻对杨清的妙策更是期待。

“明之对兴商可有妙策？”

杨清笑着回道：“丞相乃这方面的行家，清也只是班门弄斧罢了。无论对内还是对外的商战，朝廷若想取胜，关键就在于多掌握住他人必需的货物，如此彼辈求于我多、我求于彼辈的少，这样方能立于不败之地。而这命脉，盐铁自不用说，先汉专营得以富国，我益州之地还有大量的商品是魏吴等地所需要的，如蜀中的丝锦。只要大量生产，必能远销魏吴两国乃至更加偏远之地，如此益州必能富饶。”

杨清停下喝了口茶，又道：“对了丞相，还有一物更能吸引人购买，尤其是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