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铲带着巡更队走到墙根，手中陶罐里的安梦茶还冒着热气。

昨夜他刚烧完第三炉归忆香，眼皮沉得抬不起来，可脚步仍稳。

前方传来窸窣声。

一群少年蹲在墙角，手里捧着刚摘下的兰花，小心翼翼地拍照、嗅闻。

“住手！”老铲厉声喝道，“别碰！有毒！”

少年们吓了一跳，其中一个抬起头，眼圈发红：“我梦见我爸了……他走那年我没哭，现在我想哭。”

老铲僵住。

他看着那孩子手中的花，花瓣中央浮现出一段模糊光影：一个穿工装的男人蹲在地上修自行车，回头冲孩子笑，“等爸挣了钱，带你去钟楼看灯。”

那是二十年前南广济街拆迁前的最后一晚。

风忽然一转，一朵花飘落，轻轻贴上老铲的旧制服袖口。

他本能想拍开，却见那花瓣缓缓展开，一行细小光字浮现：

“爸，我不是不回家，是怕你嫌我混得差。”

笔迹稚嫩，却是他儿子离家前写在日记本里的原话。

那本日记早已被他撕碎烧尽。

老铲的手开始抖。

几十年来，他靠检测仪活着——测情绪波动、测心理异常、测“病态投射”。

他坚信这一切不过是幻觉，是创伤后应激的集体癔症。

可此刻，仪器还在腰间，他却感觉它重得像块墓碑。

他缓缓抬起手，解下检测仪，金属外壳在晨光中闪了一下。

然后，他跪了下去。

膝盖砸在青砖上，发出闷响。

巡更队员们屏息看着他。

只见他双手捧起仪器，走向井口，用力一掷。

“哐当”一声，沉入深井。

没人说话。

只有风吹过城墙，卷起几片蓝花，掠过斑驳石栏，像某种无声的祭奠。

而在“回声站”的值班室里，一切归于寂静。

桌上的信纸被风吹开一角，梧桐叶覆着墨痕，遮住了最后一行字。

雁子伏在椅上，双眼紧闭，脸色苍白如纸。

她不知道自己为何坐在这里，也不知道指尖为何隐隐作痛。

她的手腕空无一物，皮肤光滑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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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若有人凑近细看，会发现那里嵌着一粒极小的青金种籽，色泽温润，正以极其微弱的频率搏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