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文章立意很高，都是在强调朝廷对百姓的处境应该负有必须的责任，皇帝和一众随员的行为值得肯定，不能因为某些个人的选择来混淆此举的积极意义。

宇文士及更是在自己的文章中指出“凡教化之辩，应顺势而为，不应固守沉疴，不应混淆视听”的论断。

可以说，这些大佬还是很公正的，没有明显的偏帮，只是就事论事。

不过他们所处的位置和李承乾一样，显然太小看世家人的无耻，太高看儒家利益集团的底线了。

几人的文章一问世，立刻有人睁眼说瞎话，一番断章取义，把几人的文章内容摘抄拼接，张冠李戴，第二日便成了几份手抄小报上内容和立意完全相反的文章。

魏征等人对皇帝支援疫区的肯定嫁接上宇文士及的论断，变成了“魏公、令狐相公等谏言皇帝勿要刚愎自用”。

宇文士及对教化不能死板的说法加上虞世南评论“夫子有教无类”的一些观点和褚亮评价“荀子化性起伪”的观点一结合，便有了“朝堂窃居欺世盗名之徒串改先人圣论，意图毁我纲常”的暴论……

这些掐头去尾拼接起来的内容对于真正了解各家学说的人而言，一眼见假，多看一眼都长针眼的那种。

可是对于半瓶水且容易热血上头的儒家学子而言，这些暴论的杀伤力绝对是灭世级别的。

小报上的拼接文章一出，立刻引得长安士林哗然。

当即便有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国子监学子闹起事来。

一百多学子串联，跑到了礼部闹事，要求朝廷严惩虞世南和褚亮，还儒家一个清白云云……

国子监的学子一闹，盲从的人便越来越多，滞留在考公院的上千士子有大半趁着年底休沐的空当，加入了串联当中。

很快，长安便出现了一支人数超过两千，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

他们在长安各处要害衙门外来回游走，喊口号、上谏言书，搞得原本喜气洋洋的长安一阵鸡飞狗跳。

对这些人，魏征很是麻爪。

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

明明知道这些读书人是受了蛊惑，却是跟他们说不明白。

抓人，京兆府就成了长安第一个站队的衙门口。

京兆府本来就招人厌，要是成了力挺皇帝和楚王的排头兵，以后的日子更不好过。

不抓人，京兆府就是不作为，任由长安治安恶化，到时候还是免不了吃瓜落。

魏征很闹心，建议李承乾赶紧把考公院和国子监的士子招回去了事。

李承乾也被那些人的无耻搞的不知所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