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则叶家的改变,让冯犹龙暗自吃惊的还有几点，只是不好公然说出来而已——据他所知，沈君庸之妻便是自己的表妹,昭齐居然公然写了《鸳鸯错》这样反对表兄妹成亲的戏，并不为尊者讳,即便他已知道买活军反对近亲结婚的‘疾病纯合’说，仍是感到这么做有些无礼。

再一个还是从这戏里看出来的,冯犹龙知道叶家和袁家定有亲事,似乎便是昭齐和袁家少爷,他一知道此戏是昭齐所写，便猜到叶昭齐有退亲的心思，以至于流露笔端——对于昭齐这年纪来说，她头几本戏也好，通俗也好，一定是从自身经历中兴发出来的，少年文人往往有这么一段时期，这是必然经历。

冯犹龙能看出这一点,难道叶仲韶就不能吗？便是叶仲韶不提，难道老夫人竟能容许叶家出现一个退婚之女？这岂不是将叶家的清名全然破碎？名门体统何在？他最诧异是，昭齐不但能写了这出戏，还公然上演,而在家中依旧受宠,老夫人对她照样慈爱有加，众人均是面无异色,仿佛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冯犹龙不见得不喜欢,但这的确是他所难以想象的,算来还不到一年的光景,叶家竟有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

比较起来，叶仲韶的变化反而更容易接受得多了，在冯犹龙看来还十分的可喜，钱固然是很庸俗的东西，但又实实在在是不能去避免的，人生每一日，哪一刻不是要用钱的？

冯犹龙自家是很爱钱的，是以他感到叶仲韶的变化是一种成熟的表现，不过也很好奇其中的缘故——以他对叶仲韶的了解，倘他不能问心无愧，是不能如此刻一样红光满面的，即便是腰缠万贯，也一定是惶然若失，打从心底流露出不安来。

叶仲韶被他这么一说，倒也有些面红，望了沈君庸一眼，道，“君庸，你政治学得比我好，你来说。”

这又为何和政治有关，冯犹龙便不懂了，因他并没有怎么细读过《政治与社会》，略略翻看了一下，更集中在看买活军对上古社会的阐述，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想象，至于说剥削阶级云云，浮光掠影而已，实在是提不起太多兴趣来。

不过，既然好歹也看过，便不至于对二人所说的完全不知所以，冯犹龙其实也很好奇沈君庸为何能放下身段，去为海商做账房，想来都和几人于志气上的转变有关，因便听沈君庸说道，“其实从君子不言利，到君子不耻于言利，这其中的区别无非是‘正当性’这三个字——君子也要吃饭，要养家，君子不言利，是因为不必言利，君子的收入，来自于其田地的出息，若将其视为正当，那么君子的确不必言利。”

“有田地，有佃农，足够满足最低限度的生活，由此，君子所发生的一切其他活动，都不必也不愿言利，为的都是更远大更宏善之志愿，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为的自然不是利益，而是宏愿，因为利益在齐家以前便已经实现，或者在这过程中会自然地实现。”

“但买活军这里，是将地主、佃农视作剥削，既然叫做剥削，那便是不正当的东西，既然如此，君子收入的正当性便完全地失去了——买活军这里推行的是一种新的东西，讲究‘按劳付酬’，君子收入的正当性，从劳动中来。”

这说得有些玄乎了，冯犹龙半懂不懂，因为对买活军的叙述还是有些迷糊，叶仲韶便接口道，“其实便是一点，买活军这里，最光荣的便是劳动，凡是劳动，都要给予相应的报酬——譬如说，在国朝，做官是养不活自己的，若是清官，那便只能穷死。”

这一点是众人所公认的，国朝做官，的确是非贪不可，不贪真的一点钱也见不到。“是以，便可以推论出一条逻辑——国朝以为，做官是不应当收到报酬的，是一种近乎义务的工作。”

仔细想想，这的确是很没有道理的事情，冯犹龙也觉得这是很荒谬的，沈君庸道，“但除了做官之外，不论是为幕、经商、开课，总之一切要言利的事情，似乎都失却了读书人的体面与体统，仔细想想，最体面的读书人，唯独以耕读为业，这里的耕自然不是自己耕，而是叫佃农去耕。于是读书人的书，读完了之后，若是不能做官，便不能用这些学识来谋取任何利益，所谓君子不言利也——便是做官也赚不到钱的，读书人唯一体面的收入来源，便是田地的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