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作为如今华夏也是独一份儿的刑事讼师，这个行当的太多规矩,是让人有点儿摸不着头脑的,甚至可以说是透着那么的不友好——刑事讼师不像是民事讼师，必须是经过衙门的许可才能拿到身份文书的。像是王剑如等人，她们之所以不用再做认证,只是因为考入法律学校时就已经经过了考察，像是身份有问题,或者到买年份不足，身上带有官司的,有重大违约记录以至于被扣了政审分的，都不能入读。

就这，其实还只是身份上满足了要求,按照老师们的话风，之后,等买地的《新刑法》颁布之后，很可能会推出‘讼师科举’,没有通过法律考试的讼师，可以作为普通人来帮助雇主处理民商案件，但刑事案件是不能登堂辩护的，这就又是一个敏地从来未曾有过的规定，敏地的讼师有个童生、秀才的功名也就很够混了。这要还特意参加考试，那就有点让人无法理解了——要是擅长考试，还来做这个干嘛？

门槛这么高，收入却是有限，这种种设计确实让人困惑，买地是希望有刑事讼师这个职业吗？要说不希望,为何法律专门学校里有相应的课程，这要说希望吧，这些规定又感觉是不让人来干这行的意思。尤其是这个报告义务，更是让孙玉梅很疑惑：这讼师不就是为主家平事的吗？接了案子，在这件事上那就是自己人了，这就和媒人说和似的，你要是知道媒人和你不是一条心，那这事儿还怎么办？根本就不能成。

对这一点，沈期颐也十分疑惑，又因此想起大敏律里，‘亲亲相隐’的规定来，因道，“这也是新的刑法还没有出来，一直在沿用《大敏律》，所以还没顾得上改吧，以这个刑事讼师的规定来说，很可能新刑法也会破除‘亲亲相隐’的说法，从此以后，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可能都是要治罪的了，百姓也会肩负上报告的义务——这么说来，对刑事讼师的要求才算是合理。”

“什么！以后亲人犯案也要去官府告发？”

比起对刑事讼师的报告要求，显然沈期颐的这个猜测，更让孙玉梅无法接受——倒不是说她家里就有人恶贯满盈了，只是这种改动，对司空见惯理所当然的观念，肯定是巨大的冲击：在敏地，如果亲人出首，尤其是小辈出首长辈，除非是谋反这样的大逆，否则哪怕是查实了，也得不到褒奖，甚至还要问罪。

如果你家里有人杀人了，你不能去告官，不然，杀人犯倒霉了，你也落不着好！这就是现在通行的观念，出首亲人的百姓，不但要受责罚，而且在本地舆论会完全坍塌，成为远近闻名的吃里扒外之辈，随时会被人指指点点……从小在这样的观念下长起来的，忽然间有人告诉你，家里若有人犯罪了，得赶快去举报，也不能藏匿他，否则可能会被官府以同谋治罪，这叫人如何能接受得了？

但是，买地的更改，理由也是充分的，王剑如一句话就终结了孙玉梅的抗拒，“玉梅姐，这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吗？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是亲亲相隐的出处，《论语》里的，可买地又不以儒学为道统，我们自有我们的道统，法典中，那些基于原道统而生的规定，若有和现用道统冲突的地方，将来都少不得要一一地改过来。”

因又道，“如果立法委员会那边没有揪出来这些规定，那么，不是专业能力太差，就是思想上还有不少儒学的残余，日后要进步就怕是难了。”

当然了，有张天如老师在，王剑如觉得这种情况还是不会发生的，她心中不由浮现出对六姐知人善任的钦佩：张老师虽然不是讼师，现在也不曾接触实务，更不是吏目，但为何立法委员会离不开他？只怕就是取中了他的这一点坚持——张老师和她一样，当然是要把这些烂透了的腐朽规定，全都揪出来修改掉的。

“那是肯定的。”

她话中的暗示，也让孙玉梅立刻有些警醒起来，连忙表达了对这种改动的赞成——不管是做吏目还是做讼师，思想上能否和道统保持一致性当然都是极重要的，王剑如为何能越过她和沈期颐，得到小组组长的位置，不就是因为她的立场最纯粹么？想要进步的人，这些细节都得注意着呢。

“这亲亲相隐若是都不管用了，那确实规定讼师也要举报犯罪，就有点儿道理了。要保持要求的一致性嘛……虽然也说的通，但实际效果我想着也是有点儿怪，如此一来，岂不是人犯和自己的讼师，也不能托之以心腹了？只能就所委托的案件做有限的交流？甚至是这个案件也没法全说实话，只能靠讼师自己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