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对案情很了解，黎副省长暗叹了一口气，依然没发表任何意见。

韩均接过话茬，继续介绍道：“医保商会的‘协调会议’很快奏效，从2002年到2003年底，维生素c出口单价迅速自3美元以下回升到6美元以上，最高报价曾高达15.82美元。2002年一季度，国内维生素c生产厂家的利润翻倍。竞争对手罗氏和日本武田公司相继停产，也是刺激维生素c价格上涨的一个因素。

尝到甜头，却不吸取日本同行的前车之鉴。医保商会组织的‘协调会议’，此后居然定期召开，一年一次。有详细会议记录，甚至作为成绩加以宣传。可以说在本案中，隶属于商务部的医保商会维生素c分会难辞其咎。

在过去八年的诉讼中，商务部力挺维生素c生产商，曾三次以‘法庭之友’身份提交书面声明，说明被指控企业的行为是根据政府要求实施的，试图使被告企业依据‘外国主权强制’原则免于法律责任，也试图使迄今为止仍在问中国人留不留辫子的美国人，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复杂性。”

艾琳侧身解释道：“这恰恰为被告此次反垄断诉讼失败钉上了棺钉，这些中方认为合理合法的行为，在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美国人看来，是无可争议的价格垄断行为。可以说中国政府习以为常的所谓‘调控’，正是被告极可能败诉，并且极可能被判支付天价赔偿金的主因。”

白晓倩沉思了片刻，突然问：“既然价格共谋板上钉钉，那我们能不能在‘国家强制’、‘域外效力’和‘国际礼让’上做文章？”

韩均摇头苦笑道：“可能性微乎其微，一是陪审团和法官不可能引用中国法律审理，二是原告的证据太充足了，充足到无法证明涉案企业有可能被政府强制的地步。”

“什么意思？”

“2002年7月，康维尔公司，有就是北华制药的子公司等参会企业同意定价为3.8美元；2003年4月。参会企业同意最低出口定价为11美元；2004年3月15日，参会企业签署协议。约定最低定价9美元，约定关停生产线。限制供货。

但这次联合行动并不成功，为了各自的利益，几家涉案企业并没案协议进行。2004年12月，维生素c的出口报价又跌到4美元每公斤以下。如果是强制，根本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国家强制’根本站不住脚。”

高铭举手问：“韩律师，原告证据这么确凿，想在法庭上翻盘基本上不可能，您能不能预估一下。最后判决大概会要北华制药支付多少赔偿？”

“绝不低于1亿美元。”

“上诉呢？”

“巡回法院只会审查一审判决的法律适用是否合理，不会推翻被告垄断行为是否成立。翻盘机会为零，上诉只会浪费律师费。”

北华制药代表感觉有必要发表下观点，站起身忧心忡忡地说：“我们在美国市场的维c业务，仅占其总营收的0.7%，前年业务营收多点，也不过七千多万人民币。去年更少，只有两千多万，价格本来就非常低廉。本来就没什么收益，却可能会被罚这么重，这个我们实在无法承受。”

黎副省长深以为然，面无表情地补充道：“2011年。北华制药净利润1.25亿元，去年净利润大幅下跌87%，只一千七百多万。照此计算。如果一审判决判赔一亿美元，北华制药需要支付六亿多人民币赔偿金。相当于去年总净利润的四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