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六章 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

滇铜产量飙升在鞑清朝的雍正年间,从雍正四年起,滇铜的产量一路飙升到了650万斤,而后在乾隆三年达到了历史巅峰的1000万斤。

“铜荒能通过海贸解决吗?”朱翊钧遇事不决就开海。

“短时间内并没什么效果。”张居正摇了摇头,二百四十万两铜等于两万两白银,海面上的船实在是太少了,铜料贸易的利润和风险,还是不对等的。

大明窘境,钞法已经失去了广泛的民意基础,而钱法却因为铜矿的产量和成本,无法大规模的生产,除了缺铜之外,大明也缺银子,大明一年银矿产量不过十万两,6250斤。

户科给事中周良寅就非常反对,这是个赔钱的买卖,朝廷给一两银子,却换不来一贯铜钱,为何要采铜呢?可是朝廷不铸钱,小民用什么呢?

“那先生以为行钞法还是行钱法,看户部衙门也在争吵这个问题。”朱翊钧询问着朝中政令的改动方向。

反正到户部上书的时候,张居正也要贴浮票,不如当面交流。

“陛下,钞法和钱法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钱法要有,钞法也要有,如果将其完全对立来看,就是片面的,有了钱法,才能有钞法,这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也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张居正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将钞法和钱法对立去看待,是不符合矛盾说的。

“先生所言如同醍醐灌顶。”朱翊钧颇为肯定的说道:“钱法和钞法对立而统一,果然符合先生的学说,户部的争论,看起来是浪费时间,是对矛盾说掌握的不够充分,思考问题太过于片面导致的。”

“前段时间,朕说以先生注解四书五经为天下官式,推行天下百官熟读矛盾说,先生还不肯。”

“看来,非常有必要。”

钱法是钞法的基础,没有大量的银币铜币,推行钱法就是在竭泽民脂民膏,哪怕是洪武年间规定,一贯钞可以换一两银,但是朝廷根本没有那么多的白银兑付,这是钞法败坏的根本,大量滥发,再加上权豪们私刻,最终导致了钞法彻底败坏。

而钞法是钱法补充,在大宗贸易中,动辄几万两白银的贸易,用银币、白银去交易,风险大、周期长而且极其不方便,这也是大明小农经济蜕变的重要阻力。

所以,钱法和钞法不总是对立的,而是对立且统一的辩证关系,如何推行政令,就要考验施政者的能力了。

不是说,下令铸造银币,然后就有了银币,白银从哪里来,银匠从那里来,铸银币采用轧印还是铸造等等,都是要解决的问题。

“陛下谬赞。”张居正清楚的知道,陛下的矛盾说造诣并不差,陛下看待钱法和钞法的态度和他是一致的。

张居正斟酌了一番开口说道:“其实永乐年间,滇铜曾经通过红河入交趾,海运入南衙,但是红河不适合河运,而后云南地方有司,利用长江运输,若是想要扩大滇铜产量,是可行的,责令云南布政司多开铜山便是。”

“一纸政令就可以?”朱翊钧有些不确信的说道。

这不是碧波潭老龙王的女婿九头虫,对着奔波霸说:“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一样的不切实际吗?

张居正俯首说道:“是的,一纸政令就可以,嘉靖七年的时候,也是一纸政令,在黔国公府的支持下,云南开始开铜山,短短两年,就从万斤,增长到了十五万斤,时至今日,每年有十五万斤滇铜入南衙漕运入京。”

“但是后来朝中反对言利的风力舆论之下,也就止步于此了。”

“按照当初内阁学士桂萼的想法,朝廷一年至少要四百万斤的铜料,而天下最少要一千万斤的铜料,也就是三十亿以上的铜钱,才能供给万民所需。”

“桂萼因为言利被弹劾致仕,而后重新启用,再到次年,告老还乡。”

张居正介绍着嘉靖七年到九年的钱法新政,桂萼认为滇铜一年产量在一千万斤以上,才能满足大明所需。钱是百货之沟渠,没有钱财,大明的财税就是稀里糊涂的一笔烂账。

桂萼很快就因为言利被弹劾致仕了。

对于朝廷是否言利,在嘉靖年间,仍然是不应言利稳稳的占据了上风,毕竟那时候大明国朝的财政状况还算良好,西北俺答汗还没入寇京畿,东南还没有倭患,所以铸钱这件事,也就到两万贯为止了。

但是到了万历年间,朝廷言利变成了政治正确,嘉靖七年到嘉靖二十年,朝廷还能养得起宗室,万历年间,就只能让宗室郡王以下,自谋生路去了。

问就是没钱,穷闹得。

随着清丈还田、扩大税基、月港市舶司和松江市舶司抽分、稽税追欠、六册一账的推行,大明的国税已经肉眼可见的变好了,毕竟现在连内帑都堆满了银子,皇帝豪横一人三两银子作为额外的恩赏,给参与此次大宁卫之战的军士。

万历二年年末,礼部为了鳌山灯火,可是下了不少的功夫,就为了热闹热闹,费尽了心思。

国税状况变好后,不应言利的风力舆论,有了再起的架势。

云南有个沐王府,就是高皇帝朱元璋义子沐英的黔国公府,民间普遍把黔国公府称呼为沐王府,两百多年来,黔国公府在云南,具有典型的诸侯国特性,但是黔国公府自始至终,从没有违逆朝廷政令。

黔国公府喜欢兼并,一个国公府有两万多顷的地,徐阶一辈子就搞了二十四万亩地,2400顷,黔国公府是徐阶的十倍,但是朝廷都是充耳不闻。

只要黔国公府仍然遵循大明号令,那就是大明西南稳定的基石,是大明西南方向的柱石,这是朝廷和黔国公府的默契。

这就有了差距,黔国公府在西南近两百年,没搞出什么幺蛾子来,西北晋党,用了短短十几年,就给大明小刀拉大腚,好好的开了开眼,给皇帝结结实实的上了一课,礼乐征伐、庆赏威罚自诸侯出,是何等可怕的后果。

所以,在滇铜这件事上,真的就只需要一纸政令就可以了。云南不是西北,黔国公府不是晋党。

因为云南真的太穷了,当地也需要一个支出产业来维持生计,大明腹地有的兼并,土地矛盾,云南也有,而且问题也很严重,如何安置这些失地的佃户,对于云南布政司和黔国公府也是一个考验,但是碍于朝中不能言利、君子耻于言利的政治正确,云南地方也是无法开口。

这一纸政令,的确是一张纸,但是他代表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共同需求。

“除了铜钱之外,就需要铸造银币了,铜钱小民用的多,银币权豪们用的多,这两种都要铸,但是具体如何个铸造法,臣还在和大司徒商量。”张居正做了一个总结。

朱翊钧笑着问道:“具体章程,什么时候能商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