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帝国已经度过了主少国疑的危险时间，那么维持了江山社稷稳定的功臣，就应该急流勇退，如果不退就死，历来都是如此。

但朱翊钧和张居正这对君臣和历代君臣不同，主要是大势不同，当下大明正在从一个陆权大国向海陆并重的大国转变，朱翊钧需要张居正的继续辅弼，大明也需要张居正。

朱翊钧十分清楚明确的知道自己的目标，在没有实现大明再次伟大之前，朱翊钧不允许张居正出事。

朱翊钧派出了骆思恭，这个家伙这么多年，只做一件事，那就是皇帝说什么就是什么，甚至形成了一种执念，当朱翊钧把骆思恭派到了张居正身边保护的时候，意味着盖着大明皇帝宝玺的圣旨，都会失效，除非朱翊钧本人亲口命令。

朱翊钧说了所有人，那就是包括了他自己。

骆思恭挑选了二十名缇骑，来到全楚会馆后，立刻前往了京营，戚继光调拨了一百八十锐卒，组建了宜城伯府铁林军，这一百八十锐卒需要走手续，超过百人的调动，需要兵部、京营总兵以及陛下的朱批，才能完成调动，这个手续只走了半天的时间，这些锐卒就抵达了全楚会馆。

张居正在文渊阁坐班，将今日送来的所有奏疏贴好了自己的浮票，还没回家的时候，就看到了骆思恭在文渊阁前等待。

“拜见元辅。”骆思恭俯首说道：“陛下遣我护先生安危。”

“骆千户多礼了。”张居正看着骆思恭一时间有些迷茫，这个人的性格张居正再清楚不过了，他一直以为陛下专门培养骆思恭，是为了保护皇帝自己的安危。

但，现在骆思恭站在了他的面前。

张居正太了解朱翊钧了，这不是临时起意的决定，显然皇帝平日里的尊重，不是帝王心术，骆思恭在张居正身边，甚至连假传圣旨这种手段，都会变得无效，因为骆思恭不认圣旨，只认陛下。

“你应该回去保护陛下。”张居正觉得这個影子一样的人物，应该待在陛下身边，陛下才会更加安全，哪怕是他没了，陛下在，大明新政就还在。

骆思恭非常执拗的说道：“陛下说让我来保护先生，陛下说什么便是什么。”

张居正放弃了劝说，这个人认死理，不是他巧舌如簧就能忽悠的。

骆思恭的保护是十分专业的，远强于全楚会馆的家丁，安排出行、人员筛查、排查隐患、食物检查等等，在专业的骆思恭手中，这些都被安排的极为妥当，以排查隐患为例，张居正待得最多的地方，就是文昌阁，可是这书房，却没有避雷之物，还是缇骑带着人安置好，还有一些府上的火灾隐患都被一一排除。

甚至骆思恭还从家丁里找出了几个奸细来，这些奸细主要是打探全楚会馆的消息，但在关键时刻，未尝不会成为一把行刺的利刃。

骆思恭排查的方法很简单，陛下的互相检举揭发办法，这年头的箱子上可没有一只眼睛盯着看是谁在告密，但凡是提供线索，就可以获得奖励，在这种检举揭发之下，小厮和婢女之间谁对谁有意思，都被缇骑所知晓。

在骆思恭抵达全楚会馆后，全楚会馆的安保上升到了通和宫同等级别。

而朱翊钧则是在看新任礼部尚书万士和上的一本奏疏，这本奏疏的内容是关于奴儿干都司的梗化。

梗：阻塞，梗化就是大明逐渐对奴儿干都司失去控制。

这本奏疏颇为专业，万士和从嘉靖十年开始说起。

嘉靖十年，嘉靖皇帝下旨，永乐年间，兀剌、奴儿干等处地方招谕及并枪、中箭升级官旗仍旧准袭。洪熙元年以后，一律减革。

永乐年间招抚的奴儿干都司诸指挥使、指挥同知、官旗子孙仍然世袭，但洪熙元年以后的招抚的虏酋，全都剥夺世袭权。

让嘉靖皇帝做出如此决定的原因，就是自明仁宗朱高炽登基后，奴儿干都司开始了梗化。

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缺少足够的史料，万士和也只能通过《永宁寺记》、《重建永宁寺碑记》、太宗实录、宣宗实录等内容去推断。

万士和推断，在成祖文皇帝朱棣死后，辽东发生了一定规模的叛乱，导致大明失去了对奴儿干都司的控制，叛军甚至攻破了永宁寺，才有了重建永宁寺之事，而引发叛乱的便是：海东青这种贡品。

在永乐年间，大明朝廷每年要二十只海东青，而奴儿干都司部众最少要捕获五十只海东青，防止路上暴毙无法完成朝贡，这海东青真的不好抓，飞得快还是一种猛禽，有万鹰之神的美誉，海东青这种鸟，在辽东、奴儿干都司也有神鸟的象征，是天神之母的信使。

朱棣还活着的时候，迫于朱棣的武力，未敢轻举妄动。朱棣死讯传到奴儿干都司后，当地不服者立刻利用海东青信仰、以及捕捉海东青的劳役之苦，擅动民众，掀起了叛乱。

这不是万士和在无的放矢，万士和还举了金国崛起后灭辽国，完颜阿骨打集齐女真诸部，擒辽国障鹰官，起兵灭辽的旧事，谓曰：辽金衅起海东青，玉爪名鹰贡久停。

捕捉海东青的劳役是极为辛苦的，到了鞑清朝，野人女真仍然要不停的捕捉海东青送到皇宫，甚至闹出了叛乱来。

万士和上这封奏疏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一件事，那就是告诉陛下，辽东以北，不服大明王化久至一百七十年前的洪熙元年，由来已久，海西女真、建州女真、野人女真三部，野蛮难驯，怀柔政策只是在养虎为患，大明是怎么失去奴儿干都司的，就应该怎么亲手拿回来。

这份奏疏十分的专业，引用的内容极为广泛且详实，论点清晰，论据皆有碑文、信史佐证，逻辑缜密且合理，系统的论述了大明失去奴儿干都司这个梗化的过程中，大明决策的失误以及王化过程中种种错误，简单的军事羁縻，不能形成有效的统治和稳定的边方安全。

而万士和这本奏疏，是以礼部尚书的名义上奏，不是他一个人的成果，是礼部诸多研究礼法的官员的一种共同认识。

大明已经完全失去对朝贡国、藩属国的兴趣，甚至对简单羁縻宣慰司的功能，都产生了十分明确的怀疑。

羁縻有个屁用！

唯有实土郡县，即驻军、征税、齐民编户、车同轨书同文，才是大明领土。

大明在不断开海的过程中，也在变得更加保守，大明已经对番夷失去了仅有的一丁点信任，朝贡国、藩属国也不过是名字不同的敌人罢了，对大明海疆、边方的安全，起不到任何实际作用，修文德以柔远人的外交思想正在被抛弃，只有真正吃到了肚子里的利益才能饱腹。

万士和这篇社论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内容是极为详实的，但能够从头看到尾的人却不多，因为他写的太过于专业了。

朱翊钧对这种变化是颇为认同的，他思前想后，在这篇奏疏上，写了八个字：不为刀俎，即为鱼肉。

大明皇帝精准的提炼了万士和讲的内容并且做出了言简意赅的总结，这就是大明当下大思辩中，得到了一个国际竞争的基本原则，这和传统儒家礼法中的有了礼就有了一切的观点，是完全相悖的，更像是在宣传一种‘弱肉强食’的唯暴力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