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让宋队用这种方式叮嘱我不要妄动，张银胜一事必然非同小可。我虽然按照宋队的说法没有调查过他，但总会猜到你对此知情，而且迟早会动张银胜的档案，这件事本身当然在我的意料中。但联想起这件事再研究程金宝的死让我想到一个关键。”

邵梓顿了一顿了，随后便往下说。

“我之所以笃定程金宝不是本人，是因为他的态度让我感到奇怪。他不仅仅是在酒宴上大吃大喝，哪怕面对停电的意外都可以说是气定神闲、对接下来会发生的每一件事都了若指掌，从头到脚丝毫不像正被人算计的将死之人——哪怕他本该预料不到这一点，以这个人的个性也不会在明知自己被通缉的时候如此淡然。我实在想不通这一点，所以再用客观的角度重新回顾那起案子……我发现宋队已经预想到了自己的死。”

真正的程金宝是一名凶残无脑的罪犯，虽然上过几天会教导基本礼节的私立学校，也有着能徒手掐死活人的残暴力气，但这些都无法改变根据案卷描述所透露的细节：只会在杀人后仓皇逃跑的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有预谋、有计划的高智商杀人犯，首先就不符合混入这种公共场合还不动如山应有的心理素质。

一个警察，一个罪犯，这两个人本不搭界，只是在发生在两者身上最终的事件都在谋杀发生前的“他们身上”投射出了一些预兆。

确认程金宝遇害以后，这种预兆的违和感让邵梓下意识认定他并非及本人。而正是因为张银胜的卷宗在同一时段被人取走，尘封许久的记忆被唤醒，邵梓由此及彼，惊觉当初的指示也可以被称之为真正的遗嘱。

在宋荆的被害刚刚发生的那段时间里，邵梓只忙于洗清被栽赃的宋队再被附加的冤屈，并且为调查团针对宋荆本人的调查重心痛心、困惑且愤怒无比。

从现在看来，调查团之所以如此专注于研究证实受害者的“渎职”，大抵也有畏罪的吕闻康在其中暗箱操作的原因。当时的他可以说是市局中位高权重、广结人脉的代名词，如果不是拿到了销毁证物的确凿证据，恐怕至今他都还会在位置上作威作福。

在事发之前，宋荆已然意识到了有人在内部作祟，而且能量不小，因此行事处处谨小慎微，连对信任之人也是如此。

而若非意识到自己将要遇害，宋荆根本不会像此地无银三百两一样专程叮嘱他不要调查张银胜，而是直接瞒下事实。就像宋荆案调查难以为继以后，后来与他合作的梁安所采用的方法一样。

会这么做实属无奈，宋荆或许也有纠结。作为一个普通人，宋荆当然不想死，但能预感到有人想要用尽一切办法将自己逼上绝路，而她连这份担忧也不敢往外延伸——因为这伴随着更加惨痛的代价。

梁安向邵梓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你也知道宋队的死可能源自于她在调查张银胜相关，你真的完全没有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