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君青藜，字子然，世居照邑东迟家庄，聪慧而家苦贫。里中有学舍，颂读之声朗然，君藜窃听之不去。族中好义者贷以钱做束修，使之读书。塾师同邑廪生慧鹏南先生闻之却束金招之往，时年已十二矣！读书十行俱下，读竟默诵，以遗一字，其所读书若未经翻阅者。试以文，勃勃有生气。师警为夙慧，益爱之。十七岁应县试，拔前茅，试后从师归塾。某日夜，师就寝，梦君俱衣冠再拜曰：“弟子去矣”。醒而疑之，起坐达旦。既曙，诸子弟皆就位，师问青藜何为晏起？诸弟子皆以病对师太息者。再使人舁之。归家，越三日而卒。君聘高氏女未娶，君卒后女誓死不二，归君家苦节终身，海曲训导袁启成为之立传，余不复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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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曰：余与迟氏为姻亲，知迟氏世世忠厚，其培植为不薄也！迟君读书有夙慧，指顾扶摇直上矣！享年不永惜哉，岂果玉楼诏赋耶，不然，何其酷也！

译其大意为：

迟青藜君，字子然，祖上世代居住在日照县（今五莲县）迟家庄河东村，自幼聪慧，但家庭贫困。乡村中有学校，传出朗朗读书声，青藜无钱入校读书，只能不住地窃听。看到他这样喜欢读书，迟姓家族中有公正好义，热心助学之人贷钱为他缴学费，使他能够入学就读。这个私塾学校的老师是本县秀才慧鹏南先生，听说这件事后，又为他退了学费，让他免费读书学习。

迟青藜君一目十行，整个读书过程居然似在默诵，书中内容全部熟记，不遗漏一字一句，而翻阅他读过的课本，又如同未经翻阅的新书一般，可见他用脑思考，不是死记硬背。他的作文内容，很有生气。他的老师非常惊讶他这样年少便聪明出众，也更加喜爱他。17岁他参加由县官主持的考试（一般考八股文、试贴诗、经论、律赋等），结果，名列前茅。

有一天夜里，他塾师已经安眠，梦见青藜君穿着整齐的士装向师傅举行辞别再拜礼，表达谢意和敬意，说“弟子走了”。塾师被此梦惊醒，感到疑惑，直到天明坐而未眠。第二天，同学们都在课堂就位，师傅问迟青藜为何还没起床入校？同学都以有病回答老师。大家都为青藜的病情叹息，派人探望，结果到家后三天就病故了。

青藜君已与高氏女定亲未娶，君病故后高氏女誓死不嫁二夫，到君家苦守贞节，直到终身。县儒学的辅助教职官训导袁启成为她立传。

拜读上传，笔者感慨不已。

首先，高氏女子以贞节至上，为守贞节，誓死不嫁，终生守空房。从道德意义上说，这种贞节行为，是对爱情的升华与孤独的清守，那种生活的艰难与人生寂寞是意志不坚强者难以承受的人性摧残。

但她是为一位清贫好学，才华出众，前途无量的童生而守。传中虽未记述他身体状况和音容笑貌，也未交代男女见面与否（按旧习常理，一般是不曾见面的），但男方的表现，足已攀登人品高地，这样的丈夫，一般人求之不得，成为这样人的遗孀，也心甘情愿！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爱情的力量！

这个悲剧也与着名的民间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有相似之处，同样演绎了“化蝶”故事：祝英台忠于爱情，宁投梁山伯的坟墓，也不嫁有钱有势的马公子；而高氏女宁与已故优秀的迟君阴魂相伴一生，也誓死不嫁其他任何一人！但梁祝是塑造的典型，生前相识相爱，高氏女是真人真事，未必相识，爱的只是对方的学识与人品，难怪感动了朝廷和地方官府！

其次，高氏竭尽孝道。一对失去儿子的父母，其悲伤之情和晚年处境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又有一个节孝媳妇陪伴一生，是对这双父母的极大安慰照顾！这就是最大的孝。节孝是国人的传统美德，不管新旧社会，都应该受到应有的尊重！

传中表彰的不仅是节孝典范，也同时颂扬了该村好义助学之人和免费助学之师。这证明迟家庄河东村从祖上起，就有见难而助的传统。据调查，早在清代，该村就以武术功夫闻名于世，除霸清恶，历史悠久，事迹动人；同时，兴教助学，成果累累。据谱载，该村迟氏清代出过贡生、监生、武生、廪生多人。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结出的丰硕成果。

“节孝碑”因带有封建统治色彩，社会曾一度持批判态度。但时至今日，随着优秀传统文化的回归，对“节孝碑”已变得理性而宽容。该村这通敕旌节孝碑始立于光绪十二年，距今已有130余年的历史，其文物价值不言而喻。其标榜的赡养老人的社会公德，也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史料记载，所有设立的节孝碑必须由礼部统一设置，以皇帝名义表彰，碑头一般都刻有“圣旨”二字，是封建历史的一种真实见证。在古代立节孝碑，就是专门表彰那些忠孝事迹感人的优秀女性，必须经过皇上批准，是一种很高的褒奖。万历《大明会典》卷七十九《旌表》记载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1368）所下一道诏令：“凡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卓异者，有司正官举名，监察御史、按察司体覆，转达上司，旌表门闾。又令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

宋代以至明清，特别重视节孝，家族中出了节妇孝子，是全家族的光荣，很多家谱在首卷都立节孝一章。朝廷官府为旌表节孝妇女，为其设立祠堂、立碑、建立牌坊等，称为节孝祠、节孝碑、节孝坊等。节孝碑和节孝牌坊都是为表彰节孝妇女而建的，但牌坊一般是跨路而建，可以行人，而节孝碑是建在路的旁边，方便行人和瞻仰。至清代在各省、府、州、县均建节孝祠一所，祠外建大坊﹐凡节孝妇女由官府奏准旌表的都入祀其上﹐春秋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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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孝碑”(还有“节孝坊”)是以朝廷名义为褒扬守节妇女而立的。旧时代称年青时死了丈夫(包括未婚夫)终老不再改嫁的妇女为“节妇”。理学大师程颐的名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被奉为最高妇德，明太祖朱元璋制定了褒扬节妇的条规，“令巡方(各省巡按御史)督学(各省现学道)岁上其事，大者赐祠祀，次亦树坊表”(见《明史.列女传》)。

朝廷大力倡导，文士推波助澜，大写其颂扬节妇诗文，“国制所褒，志乘(地方志)所录，与夫里巷所称道”。清朝时由“钦差提督学政”按期汇总各州县的“节烈妇女”，呈报中央礼部，核准后，以皇帝的名义予以褒扬，皆准入祀州县城里的“节孝祠”。并选一些名门出身或事迹特别突出的，由官府资助立碑或建坊，而碑主或坊主称“某某某之妻某氏”。

清人俞樾十六卷本《右台仙馆笔记》卷三认为：“盖女子奉父母之命，以身事人，不负其夫，即是不负其父母，故节即孝也。”也就是说，古代女子承担起了家庭结构的一部分责任，在丈夫去世后独撑家庭，抚子养公姑，使得该家庭香火不绝。民国八年台湾省彰化县人吴德功编纂的《彰化节孝册》对“节孝”概念也有一个明确的解释：“妇人嫁后，夫死殉死者曰烈妇。未过门闻夫死而守节至六年者曰节妇，身故始可报请旌表。若现存节孝妇，守至五十岁始可报请旌表。但凡节妇或养公姑育子，使夫祀不绝，故谓之孝。”

孝贞节烈的含义是夫亡不嫁，从一而终的“节妇”；丈夫死后，以死尽节的“烈妇”；未婚夫死不嫁他人的“望门寡”，即“贞女”；还有未出嫁男方死亡以自杀表明贞节的“烈女”，“孝”也指不少处女未婚殉聘夫或终身不嫁。

在姓氏前冠以“节孝”二字，对明清女性来说是最大的褒奖。清代女性节孝文化发展到顶峰，尤其是在乾隆朝及其以后全力支持和保护守节妇女，中央旌表制度日益完善，地方表彰制度在法律上得以明确，最终使得女性的贞节观念趋向宗教化。

每年地方绅耆，族长、保甲长都要向官府公举节妇烈女，各级官府都要给予表彰。清代时，京师、省府、州县各自修建“节孝祠”，矗立大牌坊。被旌表的妇女题名坊上，死后设位祠中，春秋致祭。并由官府发给三十两“坊银”，由本家为其建坊。节烈事迹特别突出的，皇帝还亲自“御赐诗章匾额缎匹”。节妇烈女名字列入正史和地方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