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真教刚好能解决这两个问题。前者自不必说。关于后者，太监往往聚在一起，筹钱建庙，确保有一个地方可以给自己养老送终。

皈依全真教后，刘诚印开创了霍山派，尊张圆璿为第一代宗师，自己则为第二代宗师。从此，太监有了自己的道派，而领袖就是刘诚印。《素云刘先师碑记》说，刘诚印“计共修寺观三十余所”，这些庙宇无疑都被改造成太监道士的道观。

同时，刘诚印向白云观捐了很多钱。据学者统计，刘诚印在1871—1890年间共捐银四万四千二百六十两，其中捐给白云观的就有两万余两。捐资建庙，让他得到太监们的拥戴；太监抱团，让他有了更大的话语权。在这群太监中，有许多我们非常熟悉的名字，比如李莲英、崔玉贵等。

一条通往宫廷的路就这样隐藏在白云观背后。高仁峒为白云观住持，与刘诚印为同戒戚友，故而结识李莲英等权监，通过他们可以与朝廷大员甚至慈禧本人打上交道。

关于高仁峒如何勾结内廷，野史有非常多记载。

《清稗类钞》里说，高仁峒与李莲英结为异姓兄弟，向慈禧献上神仙之术。慈禧十分信任他，任命其为总道教司，还委托他卖官鬻爵。于是达官贵人都让妻女认高为义父，来巴结他。参加《清史稿》编撰的金梁曾回忆道，高仁峒会点石成金之术，还曾献慈禧金丹，让太后老而不衰，健步如飞。

还有一则野史说，杭州某侍郎妻子十分漂亮，拜高仁峒为义父，后来，这位侍郎得到了广东学差。白云观里的房间十分精美，都是为官员妻女来夜宿而准备的。

清末进士郭则沄提到，义和团运动刚在北京兴起时，高仁峒出入端王府，向端王载漪介绍义和拳，还引见头目。端王一看表演，信以为真，便坚决支持义和团。

《北平旅行指南》曾提到，朝中权贵、宫中内侍大多寄名于白云观中为弟子，于是官吏全都奔走高门，视白云观为终南捷径。高仁峒一时声势煊赫，门庭若市。民初着名小说家陆士谔在《清朝秘史》里说，晚清一开始拟改革内阁官制，后来却改从州县入手——原来，高官们害怕大权旁落，于是走了高道士的门路，使得慈禧改了主意。

以上这些野史爆的料不少，但真实性要打上很大的折扣。比如，李莲英从未有过直接捐赠或协助白云观的举动。再比如，有人曾向慈禧举报燕九节妇女夜宿白云观，有伤风化，慈禧立马下令禁止。这些都说明，高仁峒与两者的关系并没有那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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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莲英。图源：网络

其实，高仁峒的角色更像是一个政治掮客。他不能使用权力，但可以提供通往权力的门路。

清末文人费行简记载了一事。庚子国变，慈禧出逃西安，有一个洋人从北京而来，出入荣禄府中，对外宣称是法国医生，为荣禄治病。一天，费行简碰见了那个洋人，旁边相随者是他的老相识孟怀。孟怀是天津俄文学堂学生，因此，费行简怀疑这个洋人是俄国人，孟怀是其翻译。

后来，孟怀告诉了费行简实情：西洋人为俄国使馆参赞，向荣禄提议，俄国愿全力保中国，只要中国将东三省利权让给俄国。孟怀还提到一件事，很早以前，俄国人就经由白云观高道士牵线，联系上了李莲英、荣禄。

野史虽然野，但对高道士的判断还是准确的：“神仙中人兼政治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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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底，俄国人璞科第来到了北京。

璞科第是一个中国通，大学时专攻明史和满蒙史，因学位论文《明代东蒙古史》在俄国汉学界显露头角，受到外交部赏识。他曾去过五台山、辽东半岛考察，出版了不少作品。因此，华俄道胜银行把他派往远东，希望借助他的学识，打开中国的大门。

璞科第熟悉中国社会，知道如何找门路。据《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记载，在同清政府交涉租借旅顺口、大连湾过程中，璞科第曾向李鸿章、张荫桓行贿50万两。

来到北京后，璞科第很快找到了一条通往帝国实际掌权者的小路：白云观。当然，这样的政治交易必然是暗地里进行的，但总留有一些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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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国变，清廷出逃。高仁峒见京城被蹂躏，百姓受苦，于是在城区八处设粥厂施粥，兼给衣物，收买人心。高道士亲自为此事撰写碑文：“庚子都门变起，事将隳废，李俭斋封翁慨然力任其难，与华俄银行总领事璞科第君等，筹集巨款，购置米粟于白云观并城市各区，分设粥厂八所，兼溥御寒冬衣之赐，都人士兵燹余生，藉免沟壑。”可见，璞科第也出资救济灾民。

此碑文还提到不少亲俄人士参与此次善举，由此可见璞科第关系网的一角。比如联芳，时任外务部左侍郎，早年曾署驻俄国公使馆参赞。又如塔克什纳（塔木庵方伯），曾随李鸿章赴俄签署《中俄密约》。着名外交官伍廷芳曾提到，朝廷内有一个俄国党专门为俄国辩护，其中就有此二人。

值得注意的是，伍廷芳是在与日本公使内田康哉密谈时提到此事的。这算不算是对外提供情报？朝廷里是否还有一个“日本党”？

1900年之后，日俄两国在东北问题上越来越针锋相对，之后更是爆发了一场战争，结果是日本胜利。当时，伍廷芳想要借助日本人的推荐，在朝廷晋升高官以改变时局。这也暴露了清末民初中国政坛非常尴尬的一点：这世上未必有那么多“卖国贼”，可没有外人的帮助，确实寸步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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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廷芳。图源：网络

或许是通过伍廷芳的密信，日本外务省也注意到了白云观这条小路。光绪三十一年（1905），内田康哉向日本外务省呈递了《关于送呈有关白云观方丈高云峒情况之报告》，里面写道：“窃闻当地俄国公使馆利用白云观的方丈，操纵宫廷，需要查清实际上到底有如何关系、如何利用？若是如同世上所说，我方也试图运用此法，至少为了离间两者的关系，图谋接近该方丈。……现已渐有进展，以至与方丈高仁峒建立了亲密关系。且勿论今后进一步加强至密之交，亦拟通过方丈，与宫中的宦官交通往来，结成亲密的关系。”

通过日本档案，我们终于可以搞清楚高道士是如何进行政治交易的。

光绪三十年（1904），日本的一位翻译官岛川毅三郎穿上道服，走进了白云观。一开始只是参观，之后又与道士吃茶聊天，互赠礼物。很快，岛川毅三郎就发现了璞科第在白云观租用的后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