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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科科长在自己管辖的食堂里吃顿饭,还会掏自己的腰包,这话说出去没几个人相信。
与其无法自证清白,不如躲的远远的。
那天我确实高兴,同事们也闹的很凶,排着队轮番敬酒,我只抵挡了两轮,便放弃了抵抗,彻底放开了,最终不出意外地被就地正法,完全失去了意识。
同事有些害怕,借用矿调度室的值班车辆,把我送到了医院,挂了整整一夜吊瓶,直到第二天中午,我才摇摇晃晃的下了病床。
事后不久,有次去书记办公室汇报工作,郭民选书记似乎无意中提到这茬,说年轻就是好啊,要是我遇到你这种情况,不到一个小时,被人灌下去三斤多烧酒,怎么也得躺两三天才能下地,一个礼拜内,很难好好工作。
郭书记这话看似开玩笑,其实我知道领导是在委婉的批评,说我年轻,不知道节制,分不清孰轻孰重。
书记的话让我无地自容,暗地里发誓,以后绝对不再干这种蠢事。
人在煤矿,身不由己,不喝酒是不可能的,但可以自制,严格把握尺度界限。
从那以后,我学老实了,无论在什么样的酒场上,绝不逞强,也不接受任何人的挑战,总量绝不超斤半。
有一次,地方上的领导来矿交流,杨树林点名让我陪他接待,一开始地矿双方把酒言欢,桌子上的气氛很友好。
古城县的干部知道煤矿的酒风强悍,他们自知实力不济,一般都是被动应战,很少主动出击。
那天是个例外,客人中有个以前不认识山东大汉,三巡过后,和杨树林飚上了,两人你来我往了很多来回,竟然没有分出高下。
杨树林有些顶不住,让我替他抵挡一阵子。
我当时已经陪其他领导喝了不少,快要达到自定的量限,只好硬着装怂,说我的胃最近不好,再喝恐怕要吐血了,请领导饶了我吧。
杨树林很不高兴,但我把求饶的话都说出来了,他也不好发作,只能挽起袖子重新上阵,继续和对方厮杀。
后来,再遇到重要的接待任务,杨树林再也不叫我上桌了,我这个行政科长,只有当服务员的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