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笠原夕贵首先找到了蔡司兄弟，请求他们和德国警察局的人打声招呼，不要为难那个项目经理。

接着就给自己在米国半导体协会的同胞去电话。

笠原夕贵以五百万米金的代价，让她的这位同胞，去找那位他们半导体产业在国会里的传声筒议员。

要求这位议员，必须给德国外交部门施加足够的压力。

01年的500万米金，那还是很值钱的，推动力也是相当大的。

当天，这位议员先是找上德国驻米国的大使，也是德国外交部的副部长本人。

见面之后就是一通抱怨，更是赤裸裸地表示，因为这件事情让他私人的利益受损了，还是500万米金之多。

这下子，大使先生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

当即给国内的外交部打电话，情况了解下来之后，外交部的官员松了一口气：不是什么大事，警察局的人想要业绩，执行对象选错了而已。

还好，德国的外长心里头一松，这点小事好办，总不能让米国议员先生受到经济损失，那个后果太严重了。

但，德国的外交部门其实权力很小，更不可能和警察局直接对话，要求对方放人。

于是，外长先生只能再次向上反应。

听清楚了前因后果的施公公，立刻把警察局长叫过来，好一阵教育，要求他不但立即放人，还要亲自去督促。

不能怪施公公胆小，德国已经派军队参与阿富汗的战争了。

连军队都被米国老爷指挥了，况乎一个警察局？！

赶快把人放了，放晚了米国议员都要找茬子。

所以，古公子当晚就接到项目经理亲自打来的感谢电话。

当时他正睡得迷迷糊糊的，电话接通之后，听到是自己那个项目经理的声音，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嘟囔了一句“做梦都想这个事情了”。

就听见项目经理在电话里说道：“古总，您这不是做梦，我真出来了，警察总长亲自来放的我。

要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