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元狩元年，在武帝刘彻授意下，张汤和赵禹制定了《见知法》，里面包含若干条规定。

比如见知故纵之罪：是说无论是民众还是官吏，见到或者知道有人犯法，必须要举报？

否则就是故纵，与犯者同罪。

还有缓深故之罪，是指故意制造理由，逮捕犯人并受到重刑处罚的官吏，

全部从轻发落，或从宽处理。

急纵出之诛，是指官吏释放了犯人，因而被怀疑是故意纵容犯人的，应被判处死刑，

并视严重程度，判断是否灭族。

这三条律法，直接造成了“宽进严出”的局面。

武帝一朝奉行“宁可错杀上百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局面，由此开始。

秃子脑袋上的虱子——明摆着，哪个官员错放了，将面临着灭族的危险。

汉武帝实行的这些律法，与他老爷爷高祖时候实行的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从这个时候，酷吏当道，律法严苛的局面逐渐形成。

到了晚年，赵禹反思自己的行为。

“我特么是不是没人性啊？为皇上服务，我都没亲人了！”

在其他官员，还在推行严刑峻法时，赵禹的执法却充满了人情味，不再那么严苛。

最后赵禹落得一个平易近人的好名声，致仕后，在家颐养天年，80岁寿终正寝。

但是，张汤依然执迷不悟，牛皮哄哄我行我素。

有人说，别看张汤闹得欢，就怕他将来拉清单！

张汤拉不拉清单，以后再说。

……

就在张汤苦于找不到衡山王刘赐谋反证据时，衡山王和他的两个儿子，

因相互告状，谋反之事暴露了出来，这下子可把张汤乐坏了。

浪里格朗！“这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张汤正在办案。

张汤是大汉朝最高法院院长，每天来自全国各地请示办案的折子堆成了山。

这天他正在批阅卷宗，看门老大爷通报道：“张院长，外面有个小伙子求见。”

张汤抬起头问：“他是哪里人？”

“他好像说，他是衡山王的二小子。”

“啊？快请——”

来的年轻人，正是衡山王刘赐的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