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是林叔要求胖子在他屋里给我腾个地，让我从工地上搬回来住，说是工地上环境太差，还是家里好些。

我还记得当时胖子也是喝得迷迷糊糊，用着含糊不清的话和林叔说道：“啸天不是说工地挺好的吗，还来回跑啥啊？”

估计林叔答复的话让这小子的醉意至少是醒了一半。“如果啸天要是不回来住的话，你就跟着他去住工地吧？”

我可以说是在胖子的央求下当晚住在他屋的。

第二天早上去工地的时候，我居然在院子里遇到了李艳，她说她想早起收拾一下院子。不过，我看得出来，她这是特意在等我。

果然，就在我要出门的时候，她嘱咐我说，让我晚上搬回来住，还刻意告诉我，这是林叔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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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点头答应着，不过心里还是觉得怪怪的，总觉得林叔让我回来住肯定不是像他说的那样，只是为了改善住宿环境那么简单。

但我也没觉察到林叔对我有什么恶意。虽然我没有猜出林叔的真实想法，可胖子的鼾声与工棚里的蚊子和臭脚丫子味相比，还是胖子的房间更让人向往。

工地上的工友来自全国各地，不过，还是南方省份的居多一些。也正是这段经历才让我直到今天也一直认为，南方人比北方人更能吃苦。

来工地打工的一般都是家庭条件非常困难，要不谁肯干这和牲口差不多的活。

他们当中好多人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兜里就只揣了出门的路费钱，要是挣不到钱的话，回家的路费都没有。

我在工地上认识的两个工友老马和大刘就是这种状况。老马和大刘都是从河南过来的，是那种老实巴交的乡下人。

老马有五十多岁，要不是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他这个年龄已经不适合在工地上干了。

据老马讲，他家住在山村，四周全是山。家里五口人，一个老伴和三个孩子。

由于和老伴是近亲结婚，生的三个孩子都是口歪眼斜，智商不全。

家里的地在山坡上，苞米就种在石头缝间，别看山坡面积大，家家都可以随便种，可是整面山坡种的苞米都能查出个数来。

如果是风调雨顺的年景，打下的粮食省吃俭用，再加开春到山里摘点野菜，采点野果子，可也能凑活着活着。

可要是遇到个灾年，山坡上种的苞米颗粒无收的话，那就得想法子出来挣钱，要不然全家人就得有上顿没下顿。

听老马这么一说，我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连我都难以下咽的土豆白菜汤，他却是喝得津津有味，就像他说的那样，不管咋说这个能吃饱。

他还说，等有机会问问工头，要是可以的话，他想把他那个傻儿子也带过来一起打工，还特意和我们强调说，他那傻儿子除了脑袋不灵光外，有一把子蛮力呢。

大刘是因为超生被罚得倾家荡产。

生儿子在大刘家的当地那是光宗耀祖的大事。要是没生出个带把的会被戳断脊梁骨，会被说成前世造了孽今世才会断子绝孙。

大刘结婚后，媳妇倒是没少生，前三个全是丫头片子。在计划生育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年代，在生完老三的时候，大刘家已经被罚得就剩下屋顶上的瓦片了。

可怀揣着对儿子的渴望，大刘还是一狠心就带着怀着小四儿的媳妇闯关东来了。

他的经历和我多年后看的一部小品非常相似。记得当时看到这部小品时我还说了句：“这小品拍得真实，现实生活就是这样。”

旁边的黑子在听到我的话后用着不可思议的表情看着我说道：“哥，这人可真傻，要儿子有啥用，除了花钱就是花钱，我要是有下辈子的话，我就当个女的，给你当媳妇，怎么样？”看着他那黑黢黢的脸庞，我是真的想吐。

我、老马和大刘被分到一个组，负责给一层楼的瓦工供料，彼此在干活的时候互相照应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