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博威尔上尉点点头，然后端正了坐姿，非常正式地说道：“我清楚科尔布的为人，也知晓夫人您的品德，所以在这里，我就坦白说吧，我希望报偿法国人民对我家庭的宽容。如果夫人您的朋友或熟识的人遇到了麻烦，您随时可以来找我。”

科尔布和薇尔莉特听到这话双双愣住，前者诧异地问道：“等一下，你不是被法国人没收财产赶到科隆去的？”

“不是这样的，我们搬去科隆仅仅是出于对德国的情感，实际上法国人并没有收走我们的财产——这么说的可能不恰当，因为那些财产有很大一部分并不应当属于我们。父母借助变卖不动产和大件家具获得的钱财，才在科隆顺利地安家落户，否则我们的生活恐怕用‘拮据’来形容都算得上粉饰。”

“但据我所知，当时法国政府通过了没收阿尔萨斯-洛林所有德国人资产的法令。”

“法令确实如此。但还好我们家在当地人缘还算不错，没人举报我们，随后又有幸运地得到了恩人的宽恕。”

“恩人？”

“是的。”科博威尔带着感激的神情说道，“那位恩人正是今日在北非名动一时的盟军名将戴泽南将军。”

薇尔莉特和科尔布实在想象不到，德内尔怎么就成了科博威尔的恩人。

“我家与戴泽南将军的纠葛甚至还要追溯到1871年……”

戴泽南家族的复国血泪史，某种程度上也正是罗斯特伊家族的开拓征服史。1871年法国在法兰克福和会上割让阿尔萨斯、洛林两省后，德内尔的曾祖母便带着祖父离开斯特拉斯堡，辗转前往巴黎定居，做了法国公民。随后不久，科博威尔的曾祖父一家人便作为德国移民搬进了斯特拉斯堡，并占据了德内尔的祖宅。

1918年11月，法军开入了斯特拉斯堡。作为德国移民，科博威尔一家人本该遭到驱逐，但当时德国国内形势动荡，科博威尔的母亲并没有回国养活一双儿女的法子。此外，他的父亲海因里希·冯·罗斯特伊还不知道在那支部队里服役，如果他们被赶走，一家人再想团聚可就难了。

值得庆幸的是，科博威尔的曾祖父和祖父因利用自己德国军官身份为当地人主持过许多次公道，在本地名声还算不错。邻居们便觉得，反正房产的原主人没来索要资产（说不定早在战争中死绝了），就让他们住着呗，因此也不曾去举报。

等到海因里希复员回家，又在当地找了份工做，一家人就在斯特拉斯堡当了黑户，一直到1923年末。

1923年末，从巴黎返回祖宅的德内尔在警察的帮助下，找到了自己的祖宅——然后就发现这栋别墅中竟然住着一家四口德国人。

法国警察当场就要把一家人都扔出去。

听到这里，薇尔莉特脱口而出道：“但是阿让绝对不会让警察这么做。”

“没错，戴泽南先生拦住了警察，仅仅要求我们给他腾出一个房间以容身。他当时遭遇了很大的不幸，我的父亲后来才知道，他的家庭为了抗击我国，几乎称得上是阖门殁于战事。即便如此，戴泽南先生仍旧愿意接纳我们，这令我们无比感激。”

“那后来……”

“戴泽南先生当时始终没有走出来，精神和身体都每况日下，我的父亲实在担忧他，便翻检了他保留的信封，从中找到了一个最常见的地址，然后往哪个地址发了一封求助信。过不多久，便有一个巴黎人将他接走。在临走之前，戴泽南先生还将他在斯特拉斯堡的所有资产都赠送给了我的父亲，使我们一家人再无流落街头的风险。”

“阿让他……”

“您和戴泽南先生很熟吗？”科博威尔问道。

薇尔莉特一时没有回答，科尔布便插话作答道：“薇尔莉特夫人正是你那位恩人最亲近的……同事。”

“那真是太巧了。”科博威尔立刻对薇尔莉特说，“只要您有需要，尽管开口，我一定为之尽心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