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宝父母不识字，姐姐姐夫们上过学的也不多，我让二姐夫把清单上的数字说给他们听。

“260万！”

这个数字让所有人听了，都吸了一口凉气。

他们并不知道大宝的小煤窑值多少钱，但知道兄弟干了五年，并没有赚到多少，除了建造父母住的这所宅院外，政府的人抄家时，只搜出了十来万元的银行存折。

他们逼问过春草，也向父母求证过，知道银行里存的这些钱，确实是大宝的全部现金。

开了整整五年小煤窑，只存了这么点钱，看来兄弟并不像村里人说的，和自己想象的那么有钱。

二姐夫把清单上一项项的数字念完后，在场的人都低下了头。

等了一会，看到没人说话，我要求春草的六个大姑姐，每个人都表个态，说清楚自己是否愿意承担这笔债务，对弟弟的小煤窑有没有什么想法。

姐姐们的态度很明确，都说自己家没钱，坚决不掺和煤窑的事，弟弟的小煤窑能不能继续开下去，大宝回来后会不会进监狱，和自己没有一点关系。

这个结果是意料之中的。

她们家中的情况我知道的清清楚楚，即便六家人合起伙来，砸锅卖铁，拆房子卖木料，把各自家里所有能换钱的东西都卖掉，也凑不齐善后费用的零头，何况他们根本不会孤注一掷。

之所以要这么做，我是想逼她们把自己的态度说明白，不想以后给春草留下掰扯不清的麻烦。

得到了姐姐们的明确答复后，我又问大宝父母是怎么想的。

自从儿子跑路后，叔叔婶婶变得六神无主，除了默默流眼泪外，就是长吁短叹，埋怨老天爷没长眼。这时候他们还能有什么想法，说这个事自己管不了也不想管。

于是，我对大家说，十几年了，大宝和我林子龙始终像亲兄弟一样，兄弟落了难，叔叔婶婶和姐姐们都帮不上忙，我这个当哥的却不能不管，准备自己把这个事担起来。

你们都知道，我是靠工资吃饭的，自己没有钱，父母也是农民，家里没钱，给我帮不上牤，两百多万全部要向别人借。